傅国涌
2008年11月17日，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安眠于青山苍翠的怀抱之中。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知道司徒其名大概都是从毛泽东1949年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开始的。其实，长期以来，我们对司徒其人其事所知甚少，或者说是有隔膜的。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讲演》因为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而广为人知，他的讲演原文本来有一段关于司徒的话，可惜收入教科书时被删节了。他说：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这算是一个相当中肯的评价：在20世纪中叶之前，司徒在中国的影响的确远远超过了其他在华的外国人，他一生的命运也和中国紧紧连在了一起。
司徒一生的事业在中国。他成年后的人生可以分为三段：一是传播基督教，先在杭州传教，后来到金陵神学院教书，前后大约15年；二是创办燕京大学，从1919年到1946年；三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为时不足3年。司徒在燕京大学的20多年是燕京大学的黄金岁月，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所在。
他对中国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贡献难以估量，被誉为“燕园之父”，是当之无愧的。到晚年老病之时，燕京大学在他心中就是一个“实现了的梦想”。司徒60岁生日时，不仅在燕大，全国很多地方的燕大校友都举行了大大小小的祝寿活动。在燕园的祝寿活动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赠送了锦旗，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分别代表中外来宾向司徒雷登致祝词。燕京大学的校工甚至敲锣打鼓送了一块匾额，上书“有教无类”，用这种中国最为传统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赞美。北大校长蒋梦麟致辞说，在他身上汇集了希腊文化的智慧、希伯来的宗教圣灵和中国文化的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
我的一位朋友说司徒雷登是一个理想的中国大学校长。我很同意这个判断。司徒对这所大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仅举其大者：
如果不是他筚路蓝缕、到处奔走筹款，燕京大学的迅速崛起是不可想象的。1918年12月当他受命之时，这是“一所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没有人关心的学校”，学生不足百人，教授只有20多人，其中中国籍的2人，许多外籍教师压根就不具备在大学任教的资格。从1919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十数次赴美，募到大约250万美元，成为燕京大学主要的经费来源。1934年到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每年给燕京大学拨款6万元，并且从“庚子赔款”的退款中每年再增拨1.5万元，但政府拨款加上中国各界的捐款，也只占燕京大学每年经费来源的1/10。
除在筹款方面长袖善舞之外，燕京大学之所以成为当年第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更有赖司徒确立的办学方向，一开始就使燕大弥漫着浓厚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气。他在聘请教授时，只问有没有真才实学，不问政治倾向、宗教信仰，也不管学术流派。他试图把燕京大学办成经得起任何考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主张所传授的真理应该是没有被歪曲的真理，至于信仰什么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说白了，在他看来，大学教育无非就是给每个学生以选择的自由。
从学科的建立到健全，无不显示出司徒主持下的燕京大学所具有的传承与创新的能力。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就是1922年在这里诞生的，培养了一代社会学专业人才。新闻系也令举国瞩目，1945年9月在密苏里军舰日本投降仪式现场的三位中国记者——朱启平、黎秀石、曾恩波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朱启平的那篇通讯《落日》已成为传世之作。
燕京大学汇集了教育家陆志韦、林迈可，社会学家许仕廉、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辰，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洪谦、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邓之诚、韩儒林，政治学家萧公权，还有来自国外的心理学家夏仁德、记者斯诺等人，文学系更是名家济济，有周作人、林庚、顾随、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冰心等。
